7月31日，科技部正式公布19号令《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自2020年9月1日起施行。

  该规定首次明确了一系列有关科学技术活动过程中出现的违规类型和处理措施，适用的违规主体从以往各类文件中的以科研人员为主扩展到了科技活动各环节的参与主体。

  19号令还对各类违规主体的各种违规行为做出了详细的界定，比如针对咨询评审专家的“打招呼”“走关系”请托等。

  8月9日，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CCF YOCSEF）举办的以“科技部19条令——科研乱象的解毒剂还是止痛药？”为主题的特别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了。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

  以下为李国杰发言实录。

  科技部出了个19号令，是件好事。不依规矩，不成方圆，自律的科技生态要在“他律”的监控下才能形成。

  借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我们也可以说，严明的纪律不是万能的，但没有清晰的规矩是万万不行的。

  2017年4月，德国施普林格出版社发现2012年至2016年间，有107篇刊登在《肿瘤生理学》期刊上的论文涉嫌“同行评审”造假，宣布这些来自中国的论文集中撤稿。

  科技部经过认真调查后，做了严肃处理，让监督“长了牙齿”。

  通过这件事的处理，科技部认识到，有必要进一步规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建立相对统一、明晰的处理尺度和刚性的约束规则。

  2019年10月出台了关于《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规定》的征求意见稿，今年7月31日正式发布19号令。

  与2006年科技部颁布的11号令《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相比，19号令覆盖更全面，处罚对象扩大到实施单位、咨询评审专家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违规行为详细列出了几十条；处理措施更明确，从约谈到取消资格分成十类，强调合理区分，做到宽严相济；也明确了申述救济途径。总的来讲，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会进一步好转。

  最近美国政府疯狂围堵打压中国，试图科技脱钩，科技人员着急的是在与美国脱钩的形势下，科技界怎么卧薪尝胆，尽快补短板，提高科技的供给能力，科技尖子人才怎么冒出来。

  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

  今天来开这个会的学者多数不会满足于及格的标准，可能不是因为看到了19号令会给中国科技界带来朗朗乾坤，聚在一起欢呼科技部下了一场及时雨。到会的学者可能想得更远，有更大的抱负。我没有作充分准备，只即兴讲两点感想。

  第一点感想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

  历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亲使用过的堵塞的办法，而是疏导成功的。人的心灵净化也主要靠远大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引导。

  我读初中时读过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流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

  这句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今天的科技界有许多不良风气，这是文革以后多年来不重视人文教育的恶果。

  科技界虽然不是一块净土，但在整个社会中科技界应该不是最肮脏的地方。

  媒体可能对科技界格外关注，出一件丑事就铺天盖地，满城风雨。即使是《肿瘤生理学》集中撤稿这样的国际丑闻，也与前一段时间逼迫临床医生写SCI论文的导向有关，受第三方公司所害。

  科技界的违规行为不少，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

  至于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打招呼”托人帮忙，确实很普遍。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根绝的歪风。中国人的传统是“情、理、法”，受人之托，总觉得难以驳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扰。

  希望19号文件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

  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评成果奖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评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优秀博士论文奖因为要各个学校上报，就有人打招呼。

  第二点感想是科技界更迫切需要的是宽容。

  前天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举办的高峰论坛，其中有一上午与华为公司任正非老总座谈。

  任总最近到几所大学访问，反复讲宽容出人才。他说得很明白，“要想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

  这次与我们座谈，他特别讲到两位大家认为科技活动“违规“的人才，一位是做基因编辑的韩春雨，另一位是所谓破解北斗卫星编码、被网上骂成”汉奸“的清华大学毕业的海外才女高杏欣。

  任总认为高杏欣没犯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大错，这样的人才不要往死里打，应当吸引回国。

  韩春雨发表一篇论文，声称发现了一种新的基因编辑方法，后来因有些同行不能重复实现自己撤稿，闹得纷纷扬扬，似乎成了科技打假的大事。

  最近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发表了一篇论文，又证实了他的结果，他自己也在网络上预发了一篇论文。现在看来他原来的结果只是实验成功率低，不是不能重复。

  他的发现是否真有大的价值，我不做评论，但这件事反映了，开始的大吹大擂（诺奖级成果）和后来的无情封杀打压都有点过头，不利于基础研究。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既不要吹，也不要打，”让子弹飞一会儿“。

  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

  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

  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做了几年没有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19号令的违规行为有一条是“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对工程性任务也许适用，对探索姓的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

  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为怕承担结题时降低任务目标的风险，申请课题时普遍打点埋伏，提前降低一点目标要求，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就很难出现。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奇葩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的“广种”，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的边界。

  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即使是高技术开发性质的课题，技术变化很快，三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了也是常见的事，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

  如果过于看中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了。

  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